人如其名,他如松柏般傲然挺立于世间。他经历过枪林弹雨、走过长征,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、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。他就是开国少将——金如柏。
“只要让我革命,什么都可以忍受”。金如柏是家中独子,9岁时父亲去世。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,农民运动蓬勃兴起。受此影响,金如柏辞去小学教员工作,成为家乡农协负责人。大革命失败后,当地土豪把金如柏吊在房梁上拷打,限其当天交纳180块银元作为赎金,否则押送县城。他母亲刘瑞英卖地、借债,终于赎回了金如柏。
金如柏的革命意志没有因当地土豪的恫吓而消退,反而更加坚定。1930年7月20日,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1军团攻克永丰县城。为了革命,金如柏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1军团第3军,选择坚定地跟着红军走。而这一走就是20年。金如柏走后,他的母亲受到牵连,被打瞎了左眼,赶出了村子。因此,金如柏始终觉得对不起母亲。他说:“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,17岁闹农会,家里因我倾家荡产。要革命,不能顾家。”
1932年2月,中央红军发起赣州战役。金如柏奉命带队至赣粤边乡村发动群众,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,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。为了做好群众工作,金如柏每天早出晚归、走村串户、忍饥挨饿,不幸染上痢疾,身体虚弱。4月上旬,毛泽东率红1、红5军团发起漳州战役。金如柏带病参加战斗。20日,红军攻占漳州城。22日,金如柏出席在漳州召开的会议,当面聆听了毛泽东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,深受鼓舞。
从枪林弹雨中走过的金如柏,心里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党、是组织,个人利益都是排在后面的。他说:“我是共产党员,只要让我革命,什么都可以忍受。”1934年1月,金如柏被错误地认定为犯了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并被撤销团政委职务。1个月后,又因被诬陷为“政治动摇分子”,再被调到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担任文书。不过,这些挫折和委屈都没有动摇金如柏的革命信念,他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行军作战等任务。
“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”。1934年7月,金如柏隶属的红6军团开始西征。长征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,金如柏隶属军团机枪连,主要任务是走在队伍后尾做掩护。这期间,金如柏因病行动十分不便,特别是鞋子磨破了后,他有1个多月是光着脚背着沉重的重机枪随部队作战。
经过2个多月的考验,金如柏被恢复了做政治工作的资格,担任军团政治部宣传员。他每天行军走在前面,宿营在最后,沿途贴布告、写标语,动员群众参加红军。
1936年7月1日,红2、红6军团齐集甘孜,与红4方面军胜利会师。不久,金如柏任红2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。过草地时,部队粮食十分紧缺。起初是每人二三两青稞粉,后来只能吃路边的野菜、草根,再到后来连野菜、草根也没有了,就只能吃自己的牛皮斗笠、鞋底和腰带。经过2个月的艰苦行军,体力消耗到极限的金如柏才与战友们一起走出草地。至1936年10月22日,红2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金如柏的脚上也因此留下了厚厚的脚茧,而脚茧里面是长征路上的碎石子、枯树枝。
长征途中,有次执行完任务后,金如柏昏倒在路边。幸亏余秋里及时发现并叫醒了他。金如柏对余秋里说:“你放心,我不会掉队,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。”
“这里找不到他”。金如柏是群众路线的模范践行者。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全国抗战开始。9月2日,金如柏奔赴山西抗日前线。在晋西北,他带领工作人员去保德、岢岚等地宣传发动群众。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,他就在人口稀少的2个县先后动员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,而自己因劳累过度病倒了。
抗日战争中,金如柏身先士卒、关爱百姓。1939年2月,金如柏所在部队与日军发生战斗。村民听说日军来犯,纷纷避难。金如柏迅速组织人员安抚村民,让村民听从八路军指挥。战斗打响后,村民主动给部队抬担架、护送伤员,给八路军送大饼和鸡蛋,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。这一年,冀中发洪水,金如柏组织部队抢险救灾,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自救,很好地保护了老人、孩子和粮食、房屋。
1940年12月14日,日军集中2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“扫荡”,所到之处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根据八路军总部部署,金如柏负责内线斗争,帮助群众坚壁清野,“不让日军抢走一粒粮,不让日军见到一个人”。同时,组织地方武装作战。至1941年1月24日的40余天内,金如柏等在艰苦的环境下率第358旅与其他部队并肩作战,共歼灭日伪军2500多人,终于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全面“扫荡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,金如柏在云南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中,几乎一直蹲在一线抓典型、总结经验、推动工作。当时,有人去机关找金如柏,大家都说:“这里找不到他”。因为,他总在一线调研、工作。修筑个旧至金平的国防公路,他深入工地,和干部、工人同吃同劳动。在昆明至打洛公路建设中,金如柏任筑路总指挥,他骑着云南小矮马、跋山涉水,风餐露宿,深入施工现场,勘察地质情况,很快稳定了局面。